上海年华 > 电影记忆 > 中国电影明星录 >明星档案
 
 
   
我的银幕生活

    今年四十九岁,参加拍电影已有三十一个年头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有不胜沧桑之感。年轻的观众也许不知道我,三十岁以上的观众我想是会记得我的名字的。我拍过的片子,前后有三十六部。说到扮演的角色,从小姑娘、童养媳、少奶奶、老太婆到妓女、舞女、泼妇、交际花乃至女流氓、女侠客等等。旧社会的各式各样人物我都演过。那时,大还认为反派角色和老太婆角色以我演的最出色呢。
    我原籍是苏州,外婆和妈妈本来靠绣花为生,待妈一出嫁,搬来上海,这项手艺就不干了。我爸是个报贩,每天在外东奔西跑,收入既少,身体又挺不好,所以当我生下四个月,他就病死了。我妈一共生下三女二男,我是最小的一个。外婆因为我一出世爸就死掉,说我命硬,“落地败命”,给家庭带来了恶运,硬要把我送掉,还是我妈百般劝阻,才算作罢。
 
      我小时侯家里穷得要命,所以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,记得九岁那年我在远东饭店附近一家私塾里念过四个月的“人手足刀尺”,那时我实在淘气,老跟男生吵架,老先生好几次用红木戒尺打我手心,我心中一气,不念了。十三岁那年我又在跑马厅东面的慕尔堂念过三个月书,因为同学看轻我,说我出身不好,又迫我辍学。说起来,旧社会对我的歧视和蹧蹋,还不止这些。我一生之中,永远忘不了最心痛的一件事,就是旧社会逼得我在少女时代堕入火坑,虽然不久由我自己的斗争跳出了吃人的地狱,但那段惨痛的经历,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。唉!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,又多么的残忍啊!
    那么,我又是怎样踏上银幕的呢?
    原来我从小就爱上剧。十岁还不到的时候,家住在大马路,附近有不少戏馆,我常去看京戏,自己也会唱青衣,而且,我看新剧的劲头也很大,我是笑舞台的常客。什么《珍珠塔》、《半张小照》都叫人看得怪出神。这时影戏(电影)已开始兴行,可是那些吓煞人的美国片,象《黑衣盗》之类我实在不爱看。十五岁那年,因为我和开设新世界的经家那位大小姐很熟,所以常到新世界去骑骡和溜冰。有一天,经家大小姐带我到霞飞路明星公司,一去,才知道导演张石川是经家的近亲,经家大小姐因为想拍影戏,特地来试镜头的。张石川看见了我,觉得我天真烂漫。就在试镜头时,叫我做个配角。我还记得经大小姐表演的是一个失恋女人在哭泣,我就扮她的小淘伴,劝她别难过。试过镜头后就走了,这件事也忘了。到后来才知道张石川对我这次试镜头,颇为满意。
    我第一次正式上银幕是在1925年。那时我正过着非人的生活。有一天,我认得的一位电影演员王吉亭来找我,说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要我去拍影戏。到了那里,张石川一见我,就叫我一声瘪嘴姑娘,说拍影戏最要紧的是要放大胆子,什么也别怕,只要依他的话来演戏就行。经他这样一说,我放了心,就在一部反对童养媳拖牌位做亲和招女婿陋俗的影片《最后之良心》里第一次露了脸。在这部片子里,我和王献斋、王吉亭扮的都是反派角色。片子拍好后不久,我就赎了身,脱离火坑,正式参加了电影拍片工作。这部影片公映后,舆论评价很好,大家对我也勉励有加,说我扮演泼悍骄奢的女角刻划入微,恰合“尖嘴姑娘”的身分。
    拍这部《最后之良心》时,酬劳没有说定,只给我车马费一百元,这价钱是张石川开的。片子拍到一半,明星公司才造起了玻璃摄影棚。我因为第一次拍片,没有经验,两只眼睛给炭精灯一照,又染上飞出来的烟灰,等到戏拍完,两只眼睛已红肿得非常厉害,不住地淌眼泪,最严重时有十几天睁不开眼来,后来总算有一个日本医生把我治好,不过眼光已差得多了。
    在《最后之良心》里,我扮的只是配角,接着我在那年又拍了《小朋友》、《上海一妇人》和《盲孤女》,我就当上主角了。和《最后之良心》一样,这三部片子都是又郑正老夫子编剧、张石川导演的。《小朋友》这部片子却要我这个十八岁的姑娘扮饰三十多岁的寡妇,确实有点为难。这个寡妇被小叔用奸谋夺去了财产,弄得儿子流落江湖,后来恶人遭到恶报,母子才重获团聚。扮饰儿子的就是郑老夫子的儿子郑小秋,那时他年纪约有十四五岁,我比他只大了几岁,却扮起他的妈妈来,岂非笑话!我当时只好大了胆子来演这个角色。怎样扮演呢?先是导演给我一些启发,帮我讲解片中的寡妇是怎样的一个人物,让我慢慢体会。张石川又对我说,可以从我亲妈妈怎样抚养我长大来揣摩这个角色,靠了这些启发,我总算捉摸到了这个角色的一些东西。
    《上海一妇人》、《盲孤女》和洪深导演的《早生贵子》是我早期演得较满意的片子。《上海一妇人》中我和王吉亭合演,我扮的角色也很难讨好。因为开头我应该是个天真娇慧的农村姑娘,后来沦为妓女后,又过着放荡的生活,可是她又应该不时流露出那纯洁的心灵使观众同情她。在表演最初几场戏时,导演象讲故事那样同我解释这个小姑娘的性情,怎样的顽皮、淘气,让我自己来体会。演到后来部分,一方面固然是导演启发得好,一方面也是通过自己的遭遇来体会的。例如片中被骗到上海的一段戏,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种痛苦生活。所以演来比较深刻。这部影片公映后,大家都认为我是有很大前途的演员。
    说到影片《盲孤女》,也是和郑小秋合演的。描写的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姑娘的痛苦遭遇:她在家里被后母虐待,到工厂做工,工头调戏她,后来眼睛瞎了,又尝尽了人间许多悲苦。我扮演这个角色,最难的是要表演这个姑娘从未盲、既盲到重明三个阶段的不同情景,并且要分得一清二楚。那时还没有电影剧本,只有一个故事,导演只为我讲解盲孤女是怎样一个人,叫我应该首先把自己当成是盲人,眼看出去只当是白茫茫一片,甚至前面有座独木桥,也要大着胆踏上去,我就照这些话来表演。
    在1926年拍摄洪深导演的《早生贵子》之前,我还演过《可怜的闺女》和《新人的家庭》。《可怜的闺女》由张石川导演,包天笑编剧,是和张织云朱飞合演的。我扮的角色是一个女流氓,在银幕上她应该象个“白相人嫂嫂”,又由于她心地还不怎样可卑而能引起观众对她适当的怜悯,而不是憎恨她,厌恶她;演是演得很吃力的,总算没有什么差错。至于《新人的家庭》,我的戏很少。
    说到洪深同志,他在早期明星影片公司是三大导演之一。他第一部导演的片子叫《冯大少爷》,我没有参加演出;第二部片子就是《早生贵子》,是我和宋忏红、王献斋、黄君甫、赵静霞等合演的。后来我第一次退出明星公司之前,又在他编导的《少奶奶的扇子》中担任了主角(合演者有高梨痕和赵静霞。高现在上海文史馆工作,赵和我到今天还常相往来)。
    《早生贵子》的主题是谴责中国宗法社会里的迷信,我在影片里扮一个五十多岁的乡下老太婆,脸上几条皱纹,加上一张瘪嘴,化妆的还算象。洪深在排戏时,先把影片故事情节讲了一遍,对于角色怎样表演,他不但帮助我分析角色的性格,而且还帮我想出些办法来。例如他要我找一个熟悉的对象来揣摩。我给他一提,倒想起我的外婆来。她也象影片里我所扮演的乡下老太婆那样,我就回忆外婆的一举一动来体会这个角色应当怎样表演。片子放映后,我演的角色很受舆论赞美。
    1931年,有声电影兴起。我在明星公司拍的当然还是无声片,那时公司里有人笑我,说什么“苏州人不会打官腔”,意思说有声电影一来,象我宣景琳不会说普通话的,必然要被淘汰了。我要争一口气,所以那年我一面替明星公司拍无声片《玉人永别》,另一面又答应了天一公司的聘请,担任中国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《歌场色》的主角。为了拍这部片子,我拼命练习普通话的发音。又因为片里要我亲口唱歌,特地请了梅花少女歌舞团的朋友来教我,我不懂五线谱,就象小时学京戏那样,一句一句地学。拍这部片子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,白天、晚上我得赶“明星”和“天一”,两处奔跑,人是吃力非凡。有一次拍《歌场春色》时,我演到中途,晕倒在浴缸中,连那个外国摄影师格林也急坏了。这种事情,在从前拍电影时,是经常发生的,公司方面谈不上对工作人员有什么安全和健康上的关怀。公司有不少演员,象王吉亭、黄君甫等,都有很好的表演才能,就因为拼命干,身体顶不住,吸上点鸦片,终于潦倒死了。想起来,真是不胜感慨!
    我在明星公司后期也拍了不少片子,象在《前程》中扮一个被压迫的女伶,在《母与子》中扮一个中年贫妇,在《路柳墙花》里扮女仆,在《二对一》里扮交际花,在《女儿经》中扮弃妇。比较使我感到满意,也受到观众好评的片子,则有《姊妹花》、《再生花》、《空谷兰》和《大家庭》四部。
    说起郑正秋老先生导演的《姊妹花》(1933年),在当时确是很轰动的,而且也是明星公司最挣钱的一部片子。我那时一月拿二百五十元薪金,拍《姊妹花》总算拿到了双份酬劳。这片子在上海新光大戏院连映了两个月,后来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。因为生意好,观众们纷纷写信给明星公司,也有写信给郑正秋的,要求拍续集。本来这片子不能再编续集了,但在观众要求下,郑老夫子弄得没有办法,只好又拍了一部《再生花》。在影片未拍之前,先在大上海戏院举行了一天“彩排”,看看《再生花》舞台戏的剧场效果究竟怎样。那天演出,观众还算满意。记得我在舞台上有一句台词,是这样说的:“我还当穷苦人才有痛苦,想不到你嫁了有钱人,还是那样痛苦。”台下观众都拍起手来,后来这句话也用在影片里。自然,《再生花》比起《姊妹花》来,要差得多。这二部片子,是由胡蝶、郑小秋和我一同主演的。胡蝶一人兼饰大宝,二宝两个角色。她现在住在香港,不知近况怎样,我很惦念她。郑小秋现在“科影”厂当导演,他已是七个孩子的爸爸了。谈起这两部片子,又不能不想及郑正秋老夫子了,他老人家那时身体虽然已很不好,但工作态度真了不起,既认真又细致,而且有极好的分析能力。因为郑老夫子抱病工作,所以《姊妹花》一共拍了八个月才完成,可说是明星公司出品中摄制时间最长的一部。我在影片里扮的角色要从三十几岁演到六十岁,其中表演过程都是他帮助我分析,而使我由浅入深,一步步体会出来的。他对我说,我扮演的角色,最初应该是很壮健的,走起路要结结实实,后来被丈夫抛弃了,人也老了,就应该带些病态,他还亲自演了各种样子给我看。
    总之,我演出的较为满意的片子来看,我有这样的感觉,一个演员要演好他的角色,这角色必须是他喜爱的和熟悉的,我演过跟中各样的角色,比较胜任的,并且也希望今后继续扮演的还是反派角色。可是过去我演交际花就失败了。例如影片《二对一》我就演的非常别扭,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样的角色。我还可以举个例子,明星公司从前一位很出名的演员王献斋,和我是老搭档,他只能演坏蛋,演别的角色很难讨好,有一次,明星公司却教他和王汉伦合演《玉梨》,演的是正派角色,结果演得很糟。
    同时,如果演员在一个熟悉他、了解他的导演指导下表演起来,不但劲头很大,而且常常是非常顺利的。我和张石川从前合作不少片子,尽管他脾气很急噪,可是他总算了解我的戏路,所以较少遇到困难。我总觉得从前在摄影场上,导演有很大权利,演员尽管在表演上各有自己的意见,最后还得服从导演的意见。现在也许导演不太熟悉演员,在摄影场上有时实在太客气了,
    再说,演员的搭档也很重要的,如果对方搭配得好,那一定是非常出色的。我和王献斋合作许多片子,象《小朋友》、《盲孤女》、《可怜的闺女》、《早生贵子》、《真假千金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大家庭》等等,就因为彼此了解对方的戏路,能互相启发,取长补短,所以在表演过程中,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,未必都是对的。
 
      《大家庭》是我在明星公司拍的最后一部片子,我之脱离“明星”,是由于感到旧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实在太势利了。今天我宣景琳红了,大家捧我,可是当我生了一场大病,在床上躺了一百多天,请了不少医生,花了不少钱,除了胡蝶来看过外,公司方面一点也不照顾我,反而有人讥笑我,说人老珠黄不值钱了,究竟身体吃不消了。唉!说这种话的人不去想想究竟是谁使我身体搞垮的。所以病愈之后,就决定退出银幕。在抗战之前,除了1936年替新华影业公司拍过一部影片《秋雨残冬》外,有十三年我一直没有拍戏。在敌伪时期,在抗战胜利后,我始终拒绝参加电影界
    可是在解放之后,生活在新的时代里,看到了许许多多令人高兴又令人感动的事物,我的重上银幕的愿望又产生了。所以解放初期曾在《自由天地》和《女儿春》里参加过演出。加入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后,党和领导是那样关怀我,照顾我,体谅我身体不好,所以让我这几年安心修养,到今年健康恢复了,我又参加了拍戏工作,在影片《家》里我扮演张姑太一角,虽然出场不多,但是和年轻一代在一起工作,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。我愿意告诉所有关心过我和现在还关心着我的观众和朋友们:宣景琳决不退出银幕,明年我五十岁了,但我一点不服老,我现在身体挺好,精神也挺好,让我在银幕上再和大家多见面吧!(邢祖文记录整理)
原载《中国电影》1956年12月号